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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圆博客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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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字号  

2015-06-15 09:51:35|  分类: 美图美字欣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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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 新老字号
2015-06-12 王朵 人民摄影



上世纪前半叶的旧上海有较多机会接触西洋文化,作为商品宣传而诞生的老广告、老月份牌,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当时西方那种大众的、消费的、媚俗的文化影响,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

作品运用老“月份牌”的图式,表现当今形形色色的消费品,以及这个已经极度发达的商品社会所带给我们的一系列深刻思考。同时,作者本人的亲自表演,也赋予作品更深一层的含义,——尝试转变视觉主体以及探索作者与作品的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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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眉粉黛


专家点评

她者,是我

——关于王朵的《新老字号》系列

周博

往昔的图像对于当代的视觉艺术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是革命的对象,是典范、标本,抑或是谈资,在不同的人眼里,结果都不尽相同。后现代以来,昔日的图像变成了艺术家可以再次创作并重新解释的“文本”,于是,艺术史变成了艺术家的“风格超市”,“挪用艺术”(appropriation art)开始风行。所谓“挪用”艺术,在我看来,便是通过借用已有的风格或图像范式,融和艺术家对当下的观察和思考,通过“结构性”的移花接木,拼接历史和当下的符号碎片,建构新的形象和意象,进而传达一种新的单一、明确的或矛盾、多意的价值思考。继辛迪·舍曼、森村泰昌等人之后,“挪用”也成为中国当代影像惯用的一种手法。王朵的《新老字号》系列也袭用了这种手法,但其作品的意义却不在其手法意识,而是关乎一个女性在象征性的、消费的景观社会中对自我的寻求与建构。

  王朵的《新老字号》系列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图像资源,其一,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上海的女明星和名媛的摄影。比如《恼人春色》中,作者摆出来的姿态是来自张爱玲的一张经典的摄影,而《蛾眉粉黛》中的姿态则来自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影星周璇。其二,是20世纪20、30年代在上海所形成的月份牌画。月份牌画的视觉结构受欧美新艺术运动的影响比较大,一般是由像杭稚英这样著名的商业画家画中间的美人图像,然后由资格较浅的年轻画家或学徒画周围的花边图案,并将商品附着于其中,以达到商业广告的目的。月份牌画虽然在视觉结构和技巧上都受到了“欧风美雨”的影响,但是因为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上海特殊的商业氛围,所以月份牌的整体的感觉是十分独特的,可以说是地道上海的“民国范儿”。

  王朵巧妙的套用了月份牌这种“美女形象+华丽装饰框”的视觉结构,通过自己的角色扮演、摆拍,挪用民国女星名媛的经典形象构成作品的视觉重心,同时,又借用当代的消费品和流行语(或网络事件)置换原先的民国广告内容来形成一种即当下又怀旧的氛围。这时候,“华丽的装饰框”变成了一种“视窗”:作为观众的我们,习惯性的被美丽的形象所吸引,想透过这扇“视窗”一窥昔日的绝代风华,可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往昔的惊艳”,而是由作者所扮演“她者”。显然,无论作为扮演者的作者多么努力的往“民国范儿”上靠,都必然的带有作者的自我意识和当代气息。而事实上,挪用艺术所追求的也的确不是对“原作”的无限“接近”,而是在“接近”中寻求一种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既关乎历史,又指向当下。

  我曾经问过王朵,为什么要选择民国,选择月份牌画和明星淑女照片作为挪用的参照?她说,当她从各种民国图像上看到当时的流行元素和时尚生活时,她开始对民国,尤其是上海这座国际化大城市感兴趣。而且她觉得上海的女性角色十分丰富,比如张爱玲、周璇、阮玲玉等,王朵觉得作为女性,这些人鲜明的个性特征令人艳羡。于是她想做一组作品,让自己来扮演这些女性,来说明她所理解的一种女性的角色和视角。

的确,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更接近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女性的形象和角色亦然,因为其基础都是基于物欲的消费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理想的女性形象、琳琅满目的商品和铺天盖地的广告组成了一个以促进消费为目的的“景观社会”,所有的商业艺术和形象在这个景观社会中都是消费者建构“自我”的必由之路。基于同样的商业和消费文化背景——包装、广告、美女、明星、大众消费、奢侈品崇拜等等——作为女性的王朵对民国上海商业文化的“亲近感”是容易理解的。当然,王朵的作品实现了一种转换。事实上,民国时期大量印刷的月份牌画是一种室内广告,它作为廉价的、赠送的印刷品进入家庭,以起到持久的商业宣传效果。明星名媛的照片,也大都是作为影片或唱片的商业推广在报刊杂志上刊载,本质上也是一种商业宣传。但是,这些商业艺术经过王朵的挪用,其意义显然已经不再是商业宣传,而是在表演和怀旧中流露出一种都市时尚女性的自我意识和态度,这种自我意识以消费和物欲作为主导,以美丽的形象和舒适、惬意的姿态作为表征。她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并非厌恶,而是一种字面上的揶揄,实质上的享受和喜爱。作者想通过图像的制作来体验那些他所向往的民国女星和名媛的风姿和仪态,在这个过程中,王朵事实上也定义了一个向往富裕生活的舒适、安逸的“自我”。毫无疑问,这个“自我”不只属于王朵,它在当下社会具有普遍的心理学基础。可以说,王朵在月份牌画和名媛淑女照中找到了一种建构“自我”的理想形象,这种形象通过美丽、物欲和消费彰显了女性的存在感,它显然并不会因为时间的过往而在女性的心理上产生距离和隔阂。

  王朵的作品虽然以摄影为主体,但事实上最终是以月份牌的图式作为基础的“照相蒙太奇”,所以从技术上来看,她必须得跨越“月份牌”与“摄影”媒介上的区别,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使整体的画面氛围做到协调和统一。因为民国时的月份牌上所有内容基本上都是画的,在画家的控制下,一张画的光线和色调容易做到统一。但是,当把多张高清晰度数码摄影和扫描的月份牌画印刷品的放到一起的时候,图像的质量就难以把控了。显然,王朵在艺术氛围的统一上费了不少心思,她甚至通过在画面上添加杂质和水痕做旧,以达到统一的效果。应该说,这些努力是比较到位的,所以我们才会得到一种完整的视觉体验:往昔的她者,抑或就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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